随 笔 记 <十一>
持这种观点的人一个是Dr. Johnson，另一个是西方文化影响更加根深蒂固的Reverend，似乎英文字母（Indian-European family）那种“抽象的、率意独断”的符号（Wai-lim Yip语）才是最基本的语言符号，而不问为什么有象形文字（hieroglyph），其结构行为（structural conduct）又是何种美感作用、何种思维态度使然。这在他们心中是由于一个他们认为绝对优越的model形成这样的观念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研究所谓少数民族（minority）的许多黑人领袖要求其Afro-American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必须由黑人，最好是非洲来的黑人来主持，因为他们发现数百年来，黑人文化（Negroid）的形象完全是透过白人的有色眼镜（colored spectacle）而看到的，他们的文化的本相（essence nature）始终未摆脱白人观念的左右而显现；他们甚至发现许多黑人本身，由于浸淫于白人的意识形态，即模子，太久，乃至不能脱颖而出。
问题症结在这里，折辱Charles Witke在其”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lassics: East and West”中警告的：
“一组人只能按照其了解程度吸收另一组人的意念。吸收者只有走向被吸收者的方向，新的观念才可能融合；否则被吸收者的概念及语言将会被简化为或改为吸收者的形象。”
文化的交流正是要开拓更大的视野，互相调整，相互包容。文化交流（communication）不是以一个既定的形态去征服另一个文化的形态，而是在相互尊重的态度下，对双方本身的形态作寻根的了解。美国女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，Encyclopedia Britanniea称她的理论“对于文化人类学（cultural anthropology），尤其是有关文化（culture）与个性（character）这个领域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。”是有道理的 ，在其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中，Bendict赞成文化相对主义（Culture Relativism），认为各模式（pattern）都有其存在的理由，绝不因其他文化的好恶而有取舍，她主张按照每一文化的原样，它的来龙去脉来研究各种文化现象本身。模式是文化现象本身所具有的，而不是以研究者（researcher）先入为主的、用来统摄材料的工具。该书的开篇有一句迪格尔印第安人箴言（precept）：开始，上帝就给了每个民族/一只陶杯，从这杯中，/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。
每只陶杯都是平等的，装惯了port的杯妄加评论二锅头如何不爽口显然是没有道理而且愚昧的；而以长脚杯盛老白干也不相宜，正如Wai-lim Yip所揭示的：“凡近百年，中国诗的英译者一直和原文相悖，在他们的译文中都反映着一种假定：一首中国诗要通过诠释方式去捕捉其义，然后再以西方传统的语言结构重新铸造……他们都忽略了其中特有的美学形态，特有语法所构成的异于西方的呈露方式（expression）。
“所有的译者都以为文言之缺少语法的细分，词性的细分，是一种电报式（telegram）的用法――长话短说，即英文之所谓longhand普通写法之对shorthand速记――所以不问三七二十一的，就把shorthand译为longhand，把诗译成散文，一路附加解说（explanatory comment）以助澄清之功，非也！所谓缺乏细分语法（grammar）及词性（part/property）的中国字并非电报中简记的富豪（shorthand），它们指向一种更细致（more delicate）暗示（implicit）的美感经验（experience of esthetics）是不容演绎（deductive），分析性（analytic）的‘长说’（longhand）和‘剖解’（dissection，西方语言结构的特长）所破坏的……中国诗的意象，在一种互立并存的空间关系之下，形成一种气氛，一种环境，一种只唤起某种感受（feeling）但不将之说明的境界，任读者移入境中，并参与完成这一强烈感受的一瞬之美感经验，中国诗的意象往往就是具体物象（即所谓‘实境’）捕捉这一瞬的原形。”
对中国这个“模子”的忽视及硬加上西方的模子，必然产生歪曲。上段文字中许多词诸如：“意象”，“境界”，“实境”等词似乎不易且不宜用一个英文的equivalent来表述，类似的情况Benjamin Lee Whorf在《美国印第安人的一个宇宙的模子》一文中有很精彩的说明：“如果认为一个只会说Hopi语，只具有Hopi社会中的文化意念的印第安人，其对空间和时间的观念（感受）是和我们（西方人）的一样（我们所认为的共通的观念那），这一个想法将是没有好处的。Hopi印第安人，他并不把时间看作一个顺序流动连续的范畴（category）――一切事物以同样的速度由将来涌现，穿过现在进入过去，或（反过来说）人不断地被持续之流由一个过去带入一个将来，这个看法在Hopi印第安人看来是完全没僧的。……在Hopi的语言中，没有字或文法形式、结构、用语直接指示我们（西方）所称的‘时间’，我们（西方人）所归划的过去（past），现在（present），将来（future），所谓持续（persistence），恒久（eternity）……亦没有字指示空间（即我们西方人视作异于‘时间’的范畴）”。
Whorf认为西方语言中甚至无法找到适当的字眼可以明确地托出Hopi的形上宇宙观（metaphysical world view），西方语言思维中隐藏的形上观念中互相对峙的时间空间，三分的现在、过去、将来无法与Hopi的形上观念相提并论，西方人只能暂用一些语汇传达其一二罢了。无怪乎中国学者们呼吁要有中国自己的话语（discourse）。现在想想马建忠的《马氏文通》借鉴拉丁语法对《四书》、《三传》、《诸子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韩愈文章作分析，的确创建汉语的第一个语法体系，但是否真的适宜呢？毕竟中西语言结构（structure）、意识形态（ideology）有诸多不同。顺手举个例子，上面引的Whorf一段话里谈到“对空间和时间的观念”，而汉语里则会说“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”。
正是各文化的异质（heterology），这种多元化（pluralism），才使得世界如此丰富。企图统一这个异彩纷呈的多元世界是不明智，当然也是不现实的，即使是强制的手段。这可以从中世纪（Medieval）之后的文艺复兴（Renaissance）看出来。
